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各界支援外地建设，苏黎世主动请缨。临行前，他在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他瘦高身材，西式发型，戴着金边眼镜，着西服马甲，倚坐在一把高凳上，双手搭在一条收曲的腿上。他的身后是照相馆还未来得及撤掉的民国旧布景，是一幢洋房的内景，花几、格子窗和旋转向上的楼梯。他在这张照片里，依然保持着那个时代在镜头前不苟言笑的冷峻表情，这令苏嘉文很难来想象父亲当时对未来的想法。
当时，往来于上海与皋城的航班尚未恢复。苏黎世拎着一只皮箱，从一艘巨轮的云梯上爬下来，和几个乘客拼了一条小舢舨。这种艰辛的路程，似乎特别匹配他内心的悲壮与豪情。苏黎世虽有预料，但皋城的落后与破败仍然出乎他的想象。他拎着那只皮箱，穿过卫海路，穿过南星桥，最后驻足在城北桑园街上的一家裁缝店门口，是里面挂着的一件西服吸引了他。他拍照片时的西服马甲，终究是留在了上海。临行前，他换了一件新裁的中山装。他想撇清一切旧时代的气息。倒是那位女裁缝一眼就看出，侬是上海来咯，对？苏黎世的脸上浮了笑，心里便有了暖意。他被告知，裁缝铺里的那件西服，属于先他到来的爱克斯光医生。他热切地盼望着和同事携手开创新的事业。皋城医院就在北门城外，城外横陈着一条由濠河填埋而成的马路。他的眼前是大片的稻田和间杂的农舍，中间是一条孤零零的土碴路，两边分岔的小径使它看起来像一枚柔长的鱼骨，探入远处医院的花式铁门。
以苏黎世为主的上海医生，和一个新四军卫生员出身的矮个子院长，共同撑起了皋城医院的天下。他们大兴土木，扩建病房，接收民间已经歇业的主治花柳和新法接生的私人诊所。爱克斯光医生满山遍野去寻找无主坟的死人骨架。他报到以后，医院才从野战部队调拨来一台美制军用爱克斯光机。不久，苏黎世主刀，破天荒地完成了皋城医院有史以来的第一例胸外科手术。几年后，上海第一医科大学的几个女生，甫一毕业就跳上了开往皋城的夜航船。初创时期的皋城医院只有一辆救护车，那是一辆二战时期欧洲最常见的老式救护车。救护车出诊时，随车护士要把半个身子扑出去，不停地摇响挂在车窗外的警铃。这辆救护车就是在出诊之余，去码头迎接他们的上海乡党，满车的芬芳，摇摇晃晃驶进了一九六○年的皋城医院。在这辆车上，有一个叫冯娴的姑娘，苏黎世对她一见钟情，每天夜里女宿舍后面的山坡上总会传来他的柔曼的小提琴声，那一丝哀怨的情调拨动了冯娴的心弦。她就是后来的苏嘉文的母亲。
苏黎世夫妇住在桑园街上的一处大杂院，隔壁就是马锋家。恰好，马锋的母亲也在医院做事，虽然只是在食堂打些零工，但关系毕竟近了一层。在左邻右舍的眼里，苏家是一个阔绰的存在。除了小提琴，苏黎世还有一辆自行车，是前面带灯泡后面带邮式书包的那种。他家后来还搬过来一把单人沙发。沙发搬来的时候，马锋想象着一坐上去，那会是怎样的体验。他听到母亲的一声尖叫。这样的尖叫，断不会由沙发的主人发出，他们说话都是慢条斯理的。苏夫人操着上海腔说：弗要紧，弗要紧的呀。但是马锋的母亲深刻地知道，这是要紧的。在医院做事的母亲，对那些知识分子的坏毛病有深刻的体会。她告诉马锋，那些医生们的讲究到了怎样令人发指的地步。他们去食堂吃饭，就是去跟细菌作斗争的，要用酒精擦拭已经洗过的碗筷，他们一天到晚总是在洗手。
形势突变，风起云涌，街上到处都是口号和标语，桑园街上走不完的姿态浮夸的队伍，人们纷纷从琐碎而平静的日常生活里走出来，卷入革命的洪流，挥舞着拳头和旗帜，旗帜把他们的脸庞都映得彤红。他们推波助澜，反过来又波及他们自身，一切都乱套了。苏黎世伉俪作为反动医学权威被打倒，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说苏黎世是披着羊皮的狼，说冯娴是美蒋女特务。他在单位接受轮番批判，回到家里像僵尸一般，长久地陷入偶尔被几声叹息打破的死样的沉默。但凡重要的抢救手术，医院还得请苏黎世出马。半夜里，救护车司机跑进来，砰砰砰地来敲门，苏医生！苏医生！
马锋的母亲正好值夜班，她惊恐万状地一路跑回来，哭喊着摇晃着像木偶一样的冯娴。冯娴说，苏黎世自绝于党和人民，罪该万死。在马锋母亲的回忆里，冯娴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都变掉了，好像是别人替她说的。
苏嘉文的成长史，是上海这座城市从他身上逐渐隐退的过程，从最初的花衬衫背带裤，到最后的缝缝补补又三年，与土著已无二致。区别还是有的，上海在他的心里，是一颗不死的种子，他总感觉自己有一天会离开这里。少年的漫长时光里总有过不完的夏天，太阳明晃晃地照着一大堆无聊的日子。他和马锋整天游荡在桑园街上，以及它所连接的分岔小弄和更为广阔的田野河浜。医院与学校正好在街的两极，它们分别所代表的幽暗与明亮，构成了苏嘉文的敏感特质。阿乐修鞋店门口诱人的皮革碎料，是他们弹弓的发射器。林记钟表店是他们音乐老师的家，她父亲的右眼上总是戴着放大镜，当他把脸转过来的时候，苏嘉文觉得他在自己身上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阿三理发店的免费小人书也非常吸引人，并还有热气腾腾的包子铺。还有那个他叫梅姨的女裁缝的小店，冯娴与她有着很好的交情。那时候苏嘉文还很小，但凡冯娴临时有什么事，总是把他托付给裁缝店，像在那里寄存一个行李。他经常躺在裁缝店的案板底下，躺着躺着就睡着了。女裁缝温柔的怀抱，缝纫机催眠般的声响和各种新布料的堆积味道，给了他最初的温暖。
裁缝店守着一个弄堂口，店面是板壁，上半截是排门，排门卸掉后，形成柜台一样的开放格局。缝纫机和拷边机临街而置，梅姨一边工作，一边可以观察到小街的一个扇面。她的靠边墙的工作案板，边缘被磨得油光顺滑，应是年复一年的布料磨抚的结果。没有顾客的时候，她不是在踏缝纫机，就是在案板上描样、裁剪、熨烫衣裳。教人好奇的是，她手持的薄如刀刃的三角形滑石粉饼，完全区别于课堂里的粉笔。她在布料上划来划去，随着手势的变化，有抛弧，有转折，好像完全是随兴所致。熨烫是一个关键的步骤，她先在嘴巴里饱含一口冷开水，往案板上噗地一喷，熨斗放上去，即刻发出嗤嗤的声音，衣料上极危险地冒出烟来。但是与苏嘉文想象的不同，布料上并没有烧出一个洞来。墙上有壁架，放着形形的线轴、纽扣罐和等待处理的布料。苏嘉文一直钟情于类似的小巧东西应与此有关。在梅姨的身后上方，悬吊着不多的几件成品服装，上面用小布头标记着客户的名字和日期。后面有一块宽阔的垂帘，隔出里间。里间有后门，还有一扇因为室内的幽暗而显得过于明亮的后窗。风一来，那块宽阔的帘布就会发出肥大的声响。进门的墙边有一面竖镜。镜子旁有一个白色的塑料模特。这个塑料模特有时候放在门外，脖子上绑着一根布绳，防止倾倒。
苏嘉文父亲当年站在裁缝店门口时，见到的其实是梅姨的母亲。她是一位卓越的裁缝师，也是从上海来的，这从她及梅姨不时冒出来的几句上海腔可窥一二。皋城医院初创时期的床单被套都出自她之手。大家都夸她的手巧，她做的护士服都是收腰的，护士帽也有点欧式。她在那里悄悄发展了不少客户。但是很快就有了绯闻，说她的徒弟，也就是她的正当芳龄的独生女，和爱克斯光医生暗度陈仓，两个人在幽暗的爱克斯光机房里滚在了一起。其实，这一个故事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只是苏嘉文的父亲不可能从那件悬挂在裁缝店的西服上看出端倪来。街上的人都说，她是活活被女儿气死的，当然，真相是一场急性痢疾夺去了她的生命。年轻的梅姨独自撑起了这家裁缝店。
梅姨是一个纤弱、干净、斯文的女人，每天戴着袖套笼，脖子上挂着皮尺，皮尺从她的里垂弯下来，她说话悦耳动人，笑眯眯地看着你，一对眼睛里永远闪着光芒，勾人心魄。后来裁缝店来了一位深情款款的海军上尉。街上的人都看在眼里，都明白他们俩不久就要远走高飞。后来裁缝店排门紧闭，却听得见里面有不停地踏缝纫机的声音。梅姨正在抓紧完成手上的衣服，她要和那个英俊高大的海军上尉永远地离开这里。最后一件衣服，主人没有来取，她将它托付给了冯娴。梅姨说，店门口写了侬屋里的门牌号，伊会搭来寻侬咯。冯娴和她深情拥抱，你一定会很幸福。梅姨红着脸说，是的是的。冯娴拿到的是一件男式衬衫，衬衫的表袋里还塞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小字，苏嘉文认得梅姨的字，她写的字都很小，像一个个小线团。她在这张纸条上写道：幽径无人独自芳，此恨凭谁诉。
就在桑园街上的人们以为，梅姨再也不会回来的时候，有一天，有人看到裁缝店的排门突然裂开了一道缝，紧接着另一块板也卸下来了。梅姨回来了，她像往常那样向邻居们打招呼，就像她从未离开一样。桑园街上的人惊讶地发现，梅姨怀孕了。不久，她在皋城医院诞下一名女婴。梅姨的再度出现，让人们的茶余饭后又多了谈资，她带给人们快乐、怨恨和无尽的想象，他们暗地里都叫她“梅花牌手表”，简称“梅花表”。这个绰号的产生，原因是她母亲手上以前有过这样一块表，或许只是因为她的名字里有一个“梅”字，或许更因为“表”字谐音的意味深长。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谁要是拥有一块瑞士产的梅花牌手表，那绝对是一件石破天惊的事情，而她的美貌与风情同样令人垂涎，它们在某个意味上达成惊人的一致。她的传说里穿插着不少角色，有船上的水手、剧团老生、银行业务员，还有修船厂的青工。还有人看到过她半夜里一个人在密林里奔跑，荆棘划过她的皮肤，划过她的脸颊，她全然不顾，她怪叫着，跳跃着，奔向林子后面的一条野河，她纵情而跃，把自己交付给河流和月光。月光下，水声欸乃，只有她在恣意翔泳，雪白的胴体在黑夜闪烁着银器般的光芒。有个与梅姨有染的男人，称她是一匹活马。苏嘉文未能领略其中的深意，他观察到“梅花表”多毛的腋下，因无袖衫的束缚而多出来的皮肤皱褶，令他想象那身体深处的秘密，他觉得那里一定像硕大的热带奇花，收起来的时候看不出什么，一旦绽放开来，那便是万千世界。他的母亲，妇产科冯娴医生曾经对她有过旁敲侧击，女人要爱惜自己。梅姨说，我是爱惜自己呀！她接着跟冯娴耳语道：我以为女人生下孩子就完事了，原来那只是一个开始。当时在场的苏嘉文看到自己的母亲在延时反应之后，和梅姨扑在一起大笑。
冯医生在最近的一封信里告诉苏嘉文，单位分给她一套八十多平的房子，全家已经搬进去了。她在信上说，家里啥都不缺，就缺你。按照信上给的地址，苏嘉文发现了自己已经置身于暮色中的南门广场。他站在桥边，耳畔立刻嗡嗡地响了起来，那是十年前发生在这里的一场巨大的喧嚣，他的命运由此转折。他有点恍惚，南门广场似乎还是老样子，只是看上去不像记忆中那么空旷了，它被诸如花坛、喷泉、雕塑之类的无用之物所蚕食，红太阳展览馆变成了小百花越剧团，以及他们承包出去的舞厅、台球房、花店。这里没有人认识他，整个广场已将从前的疯狂遗忘得一干二净，拒绝佐证这位初来乍到的年轻人的汹涌记忆。苏嘉文陷入了虚无。他从越剧团旁边的小弄堂里绕过去，旁边有间厕所，厕所总是一个适合停留和思考的所在。他浑身颤抖了一下。他感觉家就在边上，屋弄里有人迎面走来，向他张开了嘴巴。他觉得碰到了认识的人，但他想不起来是谁。
他在一幢旧楼前驻足，家在一楼，他试着敲了几下门。刚下班回家的冯娴医生，看到久未谋面的儿子，像青蛙一样跳了起来。她万分惊讶，格外欣喜，喜悦又慢慢被无尽的悲凉所席卷。她捏他的胳膊，摸他的脸，扎进他的怀里，在他的胸膛上放声大哭。这时，爱克斯光医生冒出头来，苏嘉文虽有预备，但心里还是有点意外，看来这个家并不缺他。爱克斯光医生说，哭啥么事，弗要哭。爱克斯光医生的表现有点夸张，他过来擂了苏嘉文一拳，然后跳开去，侬啥辰光出来的啦，信里也不提一句，我会去接侬呀。他说着，一把揽过苏嘉文——不过他马上察觉到对方对他的亲昵动作的不适，便在手劲上悄悄松了一把。这时，苏嘉文注意到挂在墙上的那幅父亲当年在上海照相馆拍的照片，心底慢慢回潮。他听到爱克斯光医生在跟母亲说，今朝好日子，阿拉要好好庆祝一下，我去斩眼（一点）猪头肉来。冯医生刚刚从自己的情绪中摆脱出来，她抹了抹眼泪说，阿拉小文顶喜欢吃白斩猪头肉嘞。
苏嘉文发现他在这个家待在哪里都不合适，便早早把自己关到房间里睡了。第二天六点他就醒了，确认不是在牢里。如果在监狱，再过半个钟头就要点名了。他听到母亲轻声跟爱克斯光医生说，侬走路小声点，让小文多睡一会儿。他哪里睡得着，醒了就醒了，这是一个分水岭，多年的监狱生活让他养成了机械般的生活节奏，他坐在床上，冲对面那块被晨光涂亮的窗帘布发呆。他听到他们收拾着出门了，四周安静下来，他确认这个房子里只剩下他一个人，推开门，看到母亲为他准备的早餐：鸡蛋、油条和小米粥。鸡蛋是煎的，而且还是溏心，那黏稠的流质在口腔里蠕动的感觉，还有那块叠好的充当手巾的医用纱布，那上面淡淡的来苏水味，让苏嘉文的心头一阵翻涌。
他下楼转了一圈，此时的南门广场开始复苏，看上去跟昨天暮色中的景致又有些不一样，角角落落的一些物事开始跳出来唤醒他的记忆。让他诧异的是，当年那个巨大的水泥主席台上，竟盖了一间等面积的房子，看上去就像一座碉堡，上面写着：一页咖啡馆。屋顶上还用氖气灯管做成“coffee”字样，想象它在夜里迷蒙地闪烁。坐在这一个地区喝咖啡，苏嘉文想象不来。还是原来的水泥台阶，他去看了一下，当年那几个被凝固的脚印还在。苏嘉文的耳畔顿时喧嚣声起，瞬间闪回十年前，人山人海，他于一片声浪中被反剪着押上主席台的情形，似乎其中又穿插着梅姨五花大绑的身影，两件事像两张爱克斯光底片重叠在一起，他听到梅姨轻唤了他一声：冯医生的倪子（儿子）——她总是很喜欢用这种略带上海腔的且有第三人称嫌疑的长式句子来称呼他，此声如豆，仿佛就在他的耳朵里滚动，那一刻，泪光模糊了他的双眼。
空中若有若无地飘起了雨丝，苏嘉文叫了一辆三轮车，车主深一脚浅一脚地向桑园街骑去。苏嘉文从雨棚里看到车主随手记的一笔账：阿乐欠六块。这个阿乐难道是桑园街上的小鞋匠阿乐？车夫回答说，是的。他又问，阿乐后来还你了没有？车夫叹了一口气，阿乐死啦。苏嘉文心头一凛，慢慢升腾起悲凉的情绪来。
苏嘉文早早下了车，他有意裹紧了军大衣，压低了帽舌。上午十点左右是桑园街最寂寥的时刻，路人三三两两，雨伞握在手里，贴着街两边走。桑园街极窄，仅四五米宽，一般是不通车马的，只有在紧急的情况下，救护车才会冲进来，半夜里还能听到瓦片被汽车划落的声响。此时，桑园街给苏嘉文的感觉是旧布景一样的存在。他的手已经能够到人家屋檐上的碗花。阿乐修鞋店果然关着门，旁边的信报箱里插着无数的落叶。一只狗从弄堂里打量着他。他家的院门格外破败，他朝院子张望了一下，水井还在，他想到他们家从前的模样，只是井边空落落的，只有一把空椅子。他很想去见见马锋的母亲，终究是放弃了，他没勇气走进这个院子。苏嘉文的出现，还是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吃惊地看着他，几乎就要喊出名字来，但他脸上的表情又像花朵一样很快枯萎了。
斜对面就是裁缝店。裁缝店还是老样子，因为能想象的原因，这间店铺无人问津，又因为是房管科的房子，所以空着也就空着罢。他仿佛看到小时候母亲拉着他去裁缝店做过年的新衣裳，她总是跟梅姨强调，袖子做得再长一点，裤脚做得再长一点。而恰如其分的尺寸关乎一个裁缝的尊严，收放之间，梅姨自有把握。在苏嘉文此刻的幻觉里，好像梅姨还在那里工作，他似乎真切地听到了她踩缝纫机的声音。他似乎还能闻到布料叠在一起的味道。他扒着门缝往里看，又绕到后门，后门居然可以推开，里面什么也没有，没有缝纫机和拷边机，也没有案板，只有满屋子的灰尘的味道。他看到地上竟有一个滚动小线轴，他捡起来吹了吹，收入裤袋。他突然有一种冲动，想把排门卸下来，就像梅姨从前那样，他这样做了，对面有人走过，这个人看着他，大叫了一声。
马锋过年回家，来看过他好几次。马锋对他怀有很深的歉疚，好像一切都是他造成的，这给苏嘉文的感觉并不好。马锋动辄让他“从过去的阴霾里走出来”，邀他参加各种同学聚会，苏嘉文都婉拒了。他不喜欢春节，更不喜欢弥漫在皋城上空那种空洞的节日气氛，这让他感觉自己就像一粒浮尘，沉不下来。他日伏夜行，像一个潜入者，天天在皋城各处游荡。一个人看通宵电影，直至散场。然后一个人踱去码头，在无人值守的轮船上待到凌晨，听海浪倾诉般的细碎声响。他爬到山顶，俯瞰刚刚醒来的皋城，万家灯火为浓荫所掩，犹如灰烬。正在放寒假的母校，从校门的栅栏里看进去肃穆得像一座修道院，仿佛他平生未曾踏进半步。此时的桑园街犹如梦境，路灯所投射的昏弱光芒，看起来非常像传送带上等量投放的糖果。穿过裁缝店旁边的小弄，梅姨家一如既往地陷于黑暗。他来到城外的河浜边，仿佛看到梅姨像一条鱼似的在水中闪烁。他从那里再绕过来，远处的皋城医院新外科大楼灯火通明。救护车呼啸而至，车灯照亮一地翻动的落叶。
冯医生开始为他的工作奔波。她跑卫生局，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在局长面前诉说当年苏黎世和她如何放弃上海优渥的生活条件，来支持海岛的医疗事业，令局长不胜其烦。每回都是人事科的人来挡腔，他们话说得很委婉，冯医生听得懂弦外之音。她辩解说，当年那个女孩子，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自己哪里坐湿了裤子，根本就没有我家小文什么事！苏嘉文劝告母亲，千万别这么说，我自己的事情我心里清楚，你这样子来为自己的儿子辩解，实在也没有必要，会被旁人取笑的。冯医生说，大家都这么说的啊，我有现场证人！
后来，有两名警察来回访他。苏嘉文看到他们，心里总归有些发怵，以后不要来找我，我不想再见到你们。警察笑了笑，问他以后有什么打算。苏嘉文说我还能干什么，一刀烂肉，谁还会要我。警察说，你别这样想。后来他们提到了那个女孩。警察说，你妈为你的事情跑了很多地方，她一直在找那个女的，当时现场一片混乱，女孩子肯定也吓坏了。我们回头要找那个女孩时，也不知道要找谁。对于她来说，她肯定要撇清关系，最好从此在记忆里抹去这件事。苏嘉文说，那我呢，我抹得掉么？
苏嘉文去找过那个女孩。马锋告诉他，她在皋城第一百货的玩具柜台上班，她有一个很文静的名字，很符合她当年留给他的美好印象。苏嘉文为此忐忑不安，他既无法确认马锋的消息可不可靠，也不知道见到她以后说些什么。听一句对不起，也太过轻巧。十年前的那一幕始终在他的脑海里重现，他觉得当时女孩也是有意识的，大家都是情窦初开的年纪。但是见面以后，发现女孩长得不太好看，这让他顿失兴趣。苏嘉文佯装向她打听他在监狱里做过的那种洋娃娃，他比画了半天，对方回答他没有，他有些失落。他已经跑遍了皋城的商店，都没找到他的洋娃娃。他在监狱工厂往洋娃娃眼眶里安眼珠的时候，想象过它会最终抵达一个孩子的手中。他跑了许多商店，始终没找到。他甚至怀疑，这些洋娃娃实际上并不流向社会，它仅仅是一个道具，它们又会被拆散，回到最初的零件状态，然后再返回到他们的劳动程序中来。这个想法让他发疯。或许，他压根就不是来找她的，他是来找他的洋娃娃的，这样想着，内心便也释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