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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活中，冲突与纠纷时有发生。当这样一些问题涉及到警察介入和执法过程中引发伤害时，我们应该权衡警察的行动是不是合乎法律，并且平衡对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者的控制和减少可能伤害的问题。

　　2018年11月9日上午10时，毛某某和魏某某在冲突中发生扭打。围观群众报警以后，当地公安局立即派出警察前往现场，到达现场以后，警方将毛某某等人带回警局接受调查。

　　然而，毛某某在公安局与警察发生争吵，试图对警察下手，一名民警当即将毛某某控制住，但是造成毛某某腿部受伤，随后毛某某将民警告上法庭，要求民警赔偿，那么事发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法院会支持毛某某的要求吗？

　　在毛某某跟随警察回到派出所以后，接受调查的时候，警察要求她交出自己携带的手机，但她拒绝并紧紧抓住手机，还用手臂搂住警察的腰部。

　　另一名警察目睹了这一情况，迅速赶来，抓住了毛某某的右臂，并与其他同事一起对她实施了合法的约束，并对其双手进行反铐。

　　在警察联手制服毛某某的过程中，她摔倒在地，并在随后不断挣扎并踹向警察，警察随即对她的双腿采取了必要的合法约束。

　　在这个过程中，毛某某的左腿受伤。当天，她被送往米易县人民医院，在检查中发现左侧膝盖内外侧韧带撕裂，全身多处擦伤，毛某某在医院接受治疗20多天后出院。

　　出院以后毛某某向法院提起了上诉，她觉得自身受伤完全是警察的责任，要求警察赔付自己的损失。

　　这需要施加恰如其分的力量，既能制止和控制罪犯，又能最好能够降低伤害。但要让罪犯毫发无损是不可能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34条的规定：“对侵害人身、健康权利行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以下各项的有关法律法规予以赔偿：

　　（一）对致人人身损害的行为，应支付医疗、护理费，并对因工作问题造成的损失予以补偿。对因损失所得而造成的损失，以上一年劳动者的日平均薪资为标准，但不超过上一年劳动者月平均薪资的五倍；（二）对致人部分或完全丧失工作上的能力的行为，应支付由于残疾而产生的额外支出，如医疗、护理、残疾生活辅助用品、康复等，并支付伤残补偿。工伤保险企业能向工伤保险公司申请支付工伤保险费用。对于完全丧失工作上的能力的人，还应支付其抚养无工作上的能力人的生活费用；

　　因此，毛某某向米易县公安局提出的医疗费用（包括住院治疗费用）、护理费用、误工费、鉴定费和伤残赔偿金的索赔得到了法院的支持。但是毛某某提出的生活费用、营养费用和交通费用等费用不在国家赔偿的范围内，因此不应予以支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第2款明确规定了工伤损失的认定标准，即从受伤评定日之前开始计算工伤损失的天数。对于由受伤导致的伤残，其伤残天数应从伤残评定日之前开始计算。

　　警察在阻止和控制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时，往往面临着可能伤害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人的危险。完全控制好力量，不伤害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人，这种要求违背了法律的原则。

　　而且一旦对此严格要求，人们可能会肆意践踏警方的执法权威，甚至会导致跟风现象，使警方无法有效采取措施。

　　相反地，如果没有适当的规范、约束和控制，就会出现滥用职权、蛮横执法的行为，从而使执法行为失去理性、文明和公正的本质。

　　在以行政法治原则为基础的情况下，执行行政行为时应平衡实现行政目的和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如果为了达到行政目的可能对相对人权益产生负面影响，那么就应该将这种负面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使两者保持适当的比例。也就是说，政府在实施过程中所采取的手段必须是必要且合理的。

　　协助警方进行侦查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在这个案例中，毛某某不遵守公安局的规定，不服从民警的命令，并在被制服后仍然进行激烈的抵抗，这些行为违反了相关规定，应予以谴责。

　　此外，由于毛某某在被反腕戴上手铐后仍然不停地挣扎，甚至用脚踹了警察，警察们只是限制了毛某美的一只腿。所以毛某某应对自己左腿受伤负有很大的责任。

　　毛某美被反扣后摔倒在地，其危害程度以及对其他人员的危害程度均有所降低。所以在对其进行赤手空拳的阻拦和操控时，其危害程度和对他人的危害程度均有所降低。

　　虽然未将危害程度减至最低，但这并不致使毛某某的左腿受伤。因此，毛某某的左腿受伤程度达到10级，与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公安机关应对此进行二次行政补偿。

　　虽然案件到此告一段落，但是毛某某的行为也是不值得提倡，在日常生活中只有做一个合法守法的公民，才能免于麻烦。

　　这个案例提醒我们，在处理冲突和纠纷时，我们应该对各方的权益进行平衡，并依法求解。同时，警察在履行职责时应保持理性和专业，以保护社会安全和个人权益的平衡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