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经学家孔颖达云：“我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与服饰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明符号，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礼与服饰的联系，是在礼统摄下的礼与服饰的联系，其间，礼规则服饰，服饰对礼具有反效果，二者相得益彰、辩证一致。礼是一个文明概念，广义的“礼”，包含物质文明层面（礼器）、准则文明层面（礼制）和精力文明层面（礼义），与之相对应的礼与服饰的联系亦可分解为三个层面：作为礼器的服饰、关于服饰的礼仪准则、服饰和服饰礼仪准则背面所表现的文明精力，三者一起指向一个核心问题——社会次序的建构和日子方式的维系。
“礼”是我国文明的“标志符号”，而“服饰”是这一“符号”的外在表现。费孝通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我国和西方列强对立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安闲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前史进程中构成的。”在这一安闲民族实体的构成进程中，诞生了许多光辉灿烂的文明符号，“礼”就是其间最具中华特征的文明符号之一。我国古代礼仪服饰是我国礼文明构成和传达中的重要礼器，礼经过其特有的标志含义辅导影响着服饰样式，这一标志含义常常经过服饰的尺度、资料、色泽、图样、饰物等要素详细出现。《后汉书·舆服志》云：“夫礼衣之兴也，所以报功章德，尊仁尚贤。故礼尊显贵贵，不得相逾，所认为礼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礼对服饰进行标准、影响继而会发生服饰礼仪准则，然后标准社会次序，束缚人的日子，让人们日子在日益精细的礼仪“符号之网”中。
在礼的规制下，礼仪服饰既代表人的身份、涵养与状况，又承担着束缚人的身份、涵养与状况的功用。以深衣为例，《礼记·深衣》云：“制十有二幅，以应十有二月。袂圜以应规，曲袷如矩以应方，负绳及踝以应直，下齐如权衡以应平。故规者，行举手认为容；负绳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义也。”深衣用布十二幅，标志一年有十二个月，袖口圆形标志规；衣领交叠如矩，标志方正；衣背中缝直通及踝，标志正派；下裳的边垂平如秤锤秤杆，标志公正。关于深衣的衣缘则要求“具爸爸妈妈、大爸爸妈妈，衣纯以缋。具爸爸妈妈，衣纯以青。如孤子，衣纯以素。纯袂、缘、纯边，广各寸半”。深衣从规划形制到尺度色彩皆“以应规则绳权衡”，不时提示人们要恪守规则，依礼行事。
丧礼衣饰是我国古代礼仪服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根据血缘联系的亲疏将服丧所着服制定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等，对五种服制的形制、色泽、布料、纹样做了详尽规则，还设置了与之对应的系统标准的仪节，构建起一个君臣、父子、兄弟等级清楚的身份系统。丧服准则是儒家品德品德在服饰准则上的详细表现，其所规则的长幼亲疏、尊卑伦序之道,至今仍被人们恪守；其所着重的“亲亲”“尊尊”的品德次序和品德价值,以及根据这一准则所树立的一套亲疏有别、尊卑有序的亲属等级准则，对我国乃至东亚传统家庭与社会次序的构建影响深远。
执政见、祭祀、服丧等不同的场景中，各种服饰要素经过细密的组合组织，将传统“礼治”思维中尊卑有序、天人合一、礼法天然、忠孝善良等观念融入，终究到达衣服有制、等级清楚、行止有度的行政管理意图。礼在此刻处于榜首序位，对服饰构成限制。祭礼对皇帝祭服规则甚详，《礼记·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则天数也。”祭祀的时分，皇帝穿的衮服上绘有日月星辰，以标志天，戴的冕上悬有十二旒，以标志一年中的十二个月，皇帝穿戴的衮冕应六合之气，合四季之时，大臣穿戴的玄端则无章彩纹饰，用玄色，取正派端方之意，此类标志最能表现尊卑有序、天人合一的礼仪文明精力。
礼的标志符号经过宫室、车舆、器皿、服饰等来表现。在实践使用中，礼仪服饰的非日常日子性与日常日子有着激烈的区隔功用及含义。在不同的礼仪场景需求穿戴不同的礼仪服饰，出现不同的标志含义，显现出礼仪的庄重与崇高。例如，在祭祀的场合需求穿戴祭服，“衣服不备，不敢以祭”；上朝的时分有必要穿戴朝服，“吉月，必朝服而朝”；吊祭则要穿戴专门的丧服，“羔裘玄冠不以吊”，等等。承载着文明精力的标志符号，凭借特定的典礼、前言进行再现或重构，使人们构成团体回忆，终究由“文明安闲”走向“文明自觉”。
礼规则辅导服饰，但作为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物质载体的服饰，有其本身的内在开展逻辑，亦可反效果于礼，二者交互构成服饰礼仪准则。清代《古经服纬》中说：“礼别尊卑，严表里，别亲疏，莫详于服。”尽管礼是服饰方式的决定要素之一，但服饰并不彻底从属于礼。服饰在社会日子中既具功用性，又具必需性，是一系列杂乱社会动机的产品，其构成与演化以物理、心思、文明等各种社会要素的综合为根底。因此服饰在礼制之外有其独立的演化前史，有时分还会反过来影响乃至改动礼制，与之构成彼此转化的联系。
古代婚礼衣饰“摄盛”的现象就是一个比如。“摄盛”是古代婚礼中特有的礼仪习气，即为了显现礼仪之盛大，在亲迎当日，成婚之男女能够穿戴高于自己身份位置的服饰，此举非礼之常态，而是礼之权变，礼因情面风俗而变。《礼记·杂记上》：“士弁而亲迎。”郑玄注：“亲迎虽亦己之事，摄盛服尔，十分也。”孔颖达疏：“所以亲迎摄盛服者，以亲迎爱人，一时之极，故许其摄盛服。”婚礼亲迎着盛服是为了表达对婚姻的重视和对爱人的尊重。《朱子语类》载，士婚礼谓之“摄盛”，“盖以士而服大夫之服”，“乘大夫之车”，“重其礼而盛其服”。婚礼衣饰“摄盛”是礼仪对情面的统筹，对风俗的尊重。朱子云：“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圣人因情制礼，以礼约情。传统社会服饰礼仪准则的树立开始是为了清晰等级、巩固政权，但服饰自有其标志含义及审美功用。婚礼是民间大众终身中最重要的礼仪场合之一，人们根据对美的寻求、对典礼的重视，天然会极尽所能穿戴盛大的服饰。在这种情况下，与其经过礼仪准则强行束缚，倒不如适应风俗以合婚礼盛大之义。
风俗尽管大都时分会被礼制所标准，但有时也会影响礼制作出改动，这种改动可能是其时的，也可能是异代的，即前代之俗成为子孙之礼。宋代的圆领公服就是如此。宋代公服形制外袍内裤，脚着乌靴，腰佩革带，外袍圆领、大袖，袍下摆加横襕，也称“袍衫”。这套衣服中的乌靴、革带、圆领袍均源自胡服。《释名》云：“靴，跨也，两足各以一跨骑也。本胡服，赵武灵王服之。”朱子云：“今之上领公服乃夷狄之戎服，自五胡之末流入我国。至隋炀帝时巡游无度，乃令百官戎遵守驾，而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本非先王之法服，亦非其时朝祭之正服也。今杂用之，亦以其便于事而不能改耳。”从胡服、武士戎服到隋唐常服，再到宋代公服，其实是阅历了一个胡服常服化、常服礼衣化的进程。
无论是婚服“摄盛”，仍是胡服礼衣化，都为咱们出现了服饰与礼制彼此转化的进程。这一进程代表着我国古代服饰礼仪准则的开展前史并不是单一纵向的，而是敞开容纳的，是在不断交融各民族服饰元素、统筹情面与风俗的革新立异中滚滚前行的。
礼与服饰皆为中华礼仪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相得益彰、彼此效果，一起促进礼仪文明和服饰文明的开展与前进。一方面，礼制标准服饰。服饰是人类社会中一个重要的标志符号，其不同的形制在不同的社会中衍生出不同的标志含义，进行文明传递，因此这种形制能够认为是礼仪文明的物质出现。另一方面，服饰准则的演化也影响礼仪标准的革新。不同前史时期的不同价值理念都折射在礼仪服饰上，详细表现在服饰资料、样式、纹饰、佩饰、色彩等方面。作为礼制标准的表现和表现方式，服饰改变会反效果于礼仪与日子风俗。在此进程中，礼与服饰文明不断得到传承与立异。
礼与服饰在审美情味与文明精力上具有同一性，一起促进了中华民族一起日子方式的构成。礼既是社会管理的首要手法和根据，又是日常日子的详细仪节。以礼为中心的儒家文明是我国民间传统文明的主体，更是传统我国社会的日子方式，在传统儒家社会日子中，礼的丰厚内在被投射于衣冠服饰之上，作为人的“第二皮肤”，服饰的尺度、形制、色彩、配饰以及称号，既是对儒家礼制思维的表达，又是对行礼者的身份等级、性别差异的出现。华夏衣冠作为中华文明的特有标志符号，极具容纳性与凝聚力，不只是儒家思维及社会身份的外在表征，并且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价值标准和品德品德。在多维度的有机结合下，礼与服饰一起促进了中华民族一起体认识的建构。二者都效法天道，重视阴阳调和，重视年代性、不同性与多样性的一致，不只构成天人合一、阴阳和合、文质彬彬、兼容并包等一起的审美情味，也表现出德配六合、尊卑有序、和而不同、与时偕行等一起的文明精力，更由此推导出“合礼即为美”的日子方式。
“礼，时为大。”一切年代对礼的实践、运用与诠释都具有“今世性”。在长时段的前史视界中，先秦礼学的创制、汉初礼学的重构、汉唐礼学的革新、明清礼学的转型等，既反映出历代思维演进中“今世礼学”主题的改换，又表现出礼文明在社会转型与年代需求中的主体位置与效果。今世礼制文明和服饰文明的传承与立异一定要坚持我国本位，安身今世实践，促进中华优秀前史传统文明与今世社会之间的多元对话，在深化了解传统与实际的根底之上传承开展中华礼制文明与服饰文明，再现“礼仪之大，服章之美”的华夏乐章。
（作者：和溪，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礼与服饰的联系研讨”首席专家、浙江财经大学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