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21日下午，江西九江16岁的男孩余俊凯在一家零食店打零工时，被店内通往二楼库房的升降机意外夹住，不幸离世。出生于2009年的他，目击了家里在拆迁取得财富后逐步下跌的进程。在他所日子的安顿小区，无论是家长仍是孩子，不少都以为像他这样成果欠好没考上高中的孩子，打工是仅有的出路，应该“早出去训练”。去零食店作业前一天，是余俊凯16岁生日，他刚到达未成年人打工的最低年岁门槛。
2025年1月21日下午3点20余分，江西九江郊区芸汇商业广场一楼的“好想来品牌零食”店依然是一副热烈的现象。离新年还有几天，收购年货的老老少少拎着白色购物篮，在一排排堆放规整的零食货架前散步挑选。身着赤色作业服的店员们则在库房、货架和收银台间奔波，脚不沾地。
余俊凯是其间一位店员。他刚进店里几分钟。在一所职校读书的他，8天前开端在店里打寒假工。这天他是晚班，要从下午3点半上到晚上11点半。在“好想来”的这份作业是刚满16岁的他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活计——外地工厂招聘遍及要求工人年岁在18岁以上，若无法跟亲属一同外出，家长也不放心孩子独自去外地。而在九江本地，一般只需超市、饭店等地需求短期工，但作业深重、环境不算好。
这几年在九江密布呈现的零食店，供给了一个新挑选。“最近三年，量贩零食店在县城遍地开花。”九江市下辖县城一家“好想来”零食店店长李娟告知本刊，零食店东营各类零食饮料，以贱价获客，往常在超市卖八九元的鸡腿，在零食店内只需5元。“500米就有一家零食店，3年内咱们县城开了有11家。”“好想来”零食店官网显现，到2024年7月，在全国规模内，其门店数量逾越7000家。
“年前一个月是零食店最忙的时分。”李娟说。她地点的这家136平米的“好想来”零食店，往常经营额为6000元/天，年前均匀能到达2-3万元，最高有4万余元，“结账的部队从门口排到路周围，20多米长，仍是两排，上货都忙不过来。”有时经营时刻乃至会延长到晚上12点今后。但繁忙的时刻只继续1个月，李娟说出于本钱的考虑，店里一般会挑选招兼职。“零食店洁净面子，没有技能门槛，能搬货理货就行，许多年青人乐意来。”李娟寒假也找了两个临时工。
邻近小区居民张妙的亲属在余俊凯地点的这家“好想来”零食店打寒假工。她从亲属处得知，年前店里至少来了5名寒假工，都是年青的小孩。他们实施两班倒，每班8小时，早班从7点半到下午3点半，晚班从下午3点半到晚上11点半，一天薪酬80元。张妙见过余俊凯几回，他身高一米七出面，微胖，常穿黑色棉袄，见到顾客总笑眯眯的。张妙听到店员喊他“小胖子”。余俊凯的爷爷余太峰告知本刊，余俊凯这次打零工，是一位与他年岁相仿的羽毛球球友约他一同去的。
两个年青的孩子做的是理货员的作业。这份活不算悠闲，“好想来”零食店内的货品品种在1000-2000种之间，每种货品被摆放在25x30cm的通明塑料盒内，每盒有必要一包包规整堆放2-5层，直至超越盒子边际高度，“缺一包都要补货”。也因而，店员们没有停歇的时分，整天都在碎步小跑，查缺货摄影，然后去二楼库房搬货，补货。补货的精度详尽到缺几包，“每天微散步数几万步”。
1月21日到店后，余俊凯被店内一名职工喊去二楼的库房拿梯子。该店一位店员告知本刊，这家零食店租的商场一楼层高约6米，店东将其隔成两层，下面是门面，上面做库房。店内左边止境开了两个小门，一个门内架着一个铁制竖梯，但爬竖梯上下楼取货并不便利，店员们多挑选用升降机转移货品。余俊凯从升降机的门口进入。悲惨剧随后发生了。3点28分刚打完卡，张妙的亲属听到职工大喊，他们跑过去，看到余俊凯的头部夹在正在上升的升降机和二层楼板之间，“只需指头那么大的缝隙”，现已没了气味。
46岁的徐凯从2011年开端从事升降机职业。他告知本刊，升降机本来大多数都用在工业场所，笔直运送一二楼间的质料和制品。2014年，升降机不再归入特定品种设备的安全监管规模，超市、零食店等零售业开端许多购买运用。相较于电梯，升降机设备不要阅历绵长的批阅进程，且本钱低，一台只需1-2万元，而设备电梯需求十万左右。但徐凯观察到，出于省钱考虑，许多店东在寻觅厂家定制升降机时，并未制造安全防护设备，比方围栏门、超载维护、防坠设备、紧迫中止按钮等，并不合适人员乘坐。徐凯参与处理过十多起升降机事端，均涉及到设备防护不到位的问题，徐凯猜想，余俊凯的意外，应该也与此有关。
从余俊凯作业的零食店动身，沿351国道向东直行3.6公里，便是他和爸爸妈妈寓居的城西港安顿小区。小区很大，分ABCD四个区，一排排矮小的6层楼梯房，黄色的墙皮斑斓，银色的防盗窗生出铁锈，凹凸不平的红黄色地砖上落满黑色的细微枯叶，老旧而略显凌乱，有些楼龄已超越20年，处处充满着衰落的痕迹。小区北侧是密布的工业区，有许多电子厂、机械厂和金属材料厂。九江日报2017年的一篇报导《城西港区安顿小区784户居民满面笑容》说到，这里是江西省最大的会集拆迁安顿小区，到2017年9月，已有14000多户拆迁居民入住。
拆迁前，余俊凯一家原归于永安乡的爱国村，有上千户人家，现在全散落在小区的各个方位。余俊凯家的房子坐落沿街楼栋的5楼，楼下开满了各类小饭店、小卖部、旅馆、足浴店等，往北走几步路，就到了城西港A区最热烈的环形交叉路口，路途两边摆满了卖蔬菜、烧烤、生果的地摊和小推车，三三两两的白叟坐在球形石墩上晒太阳。白日，小区内鲜少看到年青人的身影，他们简直都在上班，家里多是白叟和小孩。
小区邻近一家小卖部店东告知本刊，余俊凯是个嘴甜的孩子，每次通过店门口，都会喊她一句“婆婆”。在出事前两天的下午三四点钟，余俊凯曾走进店里，说要换些钱。他从兜里掏出80元纸币递过去，请她帮助转入他的微信里。纸币有些新，一张五十，一张二十，一张十元。现在想来，“或许是刚发的薪酬”。她随口问余俊凯最近在做什么，他说在打寒假工，“挣点零花钱用”。小区一位菜市场鸡肉摊的职工告知本刊，余俊凯喜爱打羽毛球，常常跟他的孙子一同打球。孙子说，余俊凯想挣点钱买羽毛球拍。同龄人里，我们用的拍子大概是80元/支。
“原先他们家条件还不错，后来孩子爸爸赌博，就差了一些。”余俊凯父亲余水发的一位同学说。多位原爱国村乡民告知本刊，拆迁之前，爱国村全体日子就现已不错。爱国村从上世纪70年代试种蔬菜，1985年成为江西省的无公害蔬菜基地。我国江西网2012年的一篇报导说到，在上世纪90年代初，爱国村每亩蔬菜均匀年收入达四五千元，是“江西省有名的富裕村”。余水发家归于爱国村二大队，乡民眼里，余俊凯的爷爷奶奶结壮肯干，家庭条件“蛮不错”。上世纪90年代，余家现已盖起了2栋二层小楼，像其他乡民相同，外墙贴上白瓷砖，地上铺满地砖。
余水发本年40岁，初中学历，年青时他并没有留在家里务农，而是跟村里同龄人一同到外地当电焊工。他们去的是福建、广东等滨海省份，在船只上作业。电焊是个苦活，夏天在船舱里闷着，出来时“衣服能拧下来半盆水，冬季海风吹着又冻得慌”。爱国村乡民张友良2000年左右曾跟余水发一同干过活，“他活干的一般，是不能吃亏那种，但也结壮肯干。”
2007年开端的拆迁改动了村庄本来的作业形式。当年，在沿江（长江）开发的布景之下，九江市发动城西港区开发建造项目，方案征地15,600余亩，拆迁房子26万余平方米，依托港口建造工业园区。爱国村上千户乡民的土地和宅基地连续被征收，“每亩地补偿2.7万，一户能分到1-3套安顿房，补偿款单户十几万至30万元不等。”不少乡民诉苦“亏了”，他们说到后续其他村庄拆迁前，乡民们会提早盖房以分到更多安顿房，“我的亲属家，一户就分了10套房。”在这次拆迁中，余家2栋房子拆迁，分了3套房，余俊凯的爷爷、爸爸和叔叔各住一套，其他的还有征地补偿款。
忽然到手的财物以及拆迁后工业园区建造带来的作业时机，促进许多像余水发、张友良这样的电焊工，回到本地务工。那几年，张友良在本地做小包工头，把工人带到工地，就能有几万的进账。人群敏捷集合，钱包乍然鼓胀，愿望也跟着膨胀起来，不少人开端赌博。张友良记住，赌博最凶的是2012-2014年，“仅A区就有至少四五十家麻将馆，打牌的、摸麻将的、赌博的。”张友良说，五六十人围在地下室的一张赌桌前，鳞次栉比五六圈，前排坐着，后排站着，最终一排踩着凳子挤在他人肩头下注。开端时下注十块、二十块、五十块的零钱，到后边赌急了眼，便是一百两百往上压。
仅三四年时刻，张友良包工程挣的钱，都流进了赌场，“少说有一两百万”。不少乡民说到，许多人将房子悉数输光，妻离子散。本刊采访时，走在小区里，理发店、炒货店、小卖部的门帘后边，都是搓麻将的声响，连足疗店的地下一层，透过窗户也能看到几桌麻将，烟雾旋绕。张友良说，拿到拆迁款的余水发也频频去打麻将、打扑克，干活也挑肥拣瘦，“工价高的活才华，工价低的就不干。”有居民听牌友说，余水发赌博输了几十万。
家庭的重担压在余水发妻子身上。原先在家带娃的她，后往来不断汽车城做库房管理员，还要照料两个孩子。楼下的小卖部店东常常看到她大清早从门前通过，乘坐19路公交上班，晚上我们吃过饭后她才回来。她常常会去对面一家面店买两份面，“她比较胖，或许瘦身不吃，只给两个儿子带。”余俊凯一个同学说到，余俊凯疼爱母亲，有一次母亲提出要给他花钱补课，他不乐意浪费钱，坚决不去。
余俊凯的爷爷奶奶家在余俊凯家对面楼。余俊凯的爷爷现已65岁，在工厂打散工，没活时就在街上开电动三轮车载客。1月21日，他接到俊凯出事的电话时，正在交警队处理一同交通事端——拉活时，他与一个打寒假工的学生相撞。等他处理完赶到现场时，现已是下午4点半，周围拉了一圈警戒线，只允许孩子爸爸妈妈进去。一直到清晨两三点，洽谈好补偿事宜，孩子才被拉出来。
15岁的李奇是余俊凯的老友，刚刚得知俊凯逝世的音讯时，他“不敢相信”。他觉得，假如不去打零工，余俊凯就不会出事。他告知本刊，在他们小区，一般只需没考上高中的孩子才会在寒暑假去打工。李奇跟余俊凯相同，都是上一年初中结业后进入职校就读。本年寒假，李奇的母亲告知他，等他满16岁，就去她地点的工厂打暑假工，提早习惯社会，“训练一下”。而余俊凯去“好想来”零食店打工前一天，是他16岁生日。
作为城西港安顿小区的孩子，小学时李奇和余俊凯一同就读于B区南侧的九江市港城榜首小学，是同班同学。李奇说余俊凯和他小学时成果不错，总分300分，能考到280分，处于班级中上游。但关于学习，两人也谈不上酷爱。李奇关于余俊凯的形象，简直都是两人一同玩的场景，下课后他们常常榜首时刻冲出教室，玩抓人、跳房子游戏，有时也一同打篮球。
余俊凯性情有些浮躁，一同又灵敏软弱，他人未经赞同拿了他的笔，或许打球时严防死守不让他进球，他会不由得与人对骂，“但最终他反倒是哭的那个”。但对朋友，他也非常友爱，李奇的爸爸妈妈作业忙，午饭让李奇买面包吃，余俊凯常常约请李奇去他爷爷奶奶家吃午饭。
小学结业后，两人升入九江市港城中学念书。校园就在余俊凯打工的零食店周围，回家坐公交需半小时，7成的学生都是住读。初一的余俊凯成果中上游，在全班四五十名学生里排名十几名，校园依照成果排座，他的座位在中心。但到了中考时，李奇记住，中考依照成果凹凸排考场，12个考场，余俊凯分在了9考场。他变得“有点混，不肯学习”。
改动发生在初二。这一年，余俊凯的成果直线下坠，在班级倒数，坐在倒数第二排，与刘炫做了同桌。在刘炫的视角里，这与玩手机游戏有关。刘炫说，校园制止学生带手机进校，初一时学生们还都恪守，到初二，开端有学生偷藏手机在宿舍，约他们下晚自习后一同打游戏。余俊凯和刘炫之后也将手机带进校园，11点宿管查完寝后，他们常常熬夜打游戏到清晨两三点，有时还会通宵。白日上课时，两人都趴在桌上补觉。
刘炫记住，余俊凯原先还会认真完成作业，后边就抛弃学习了，“初三的体育中考，他都没来参与。”刘炫理解那种“不想学”的心境。他说，以数学为例，知识点一环扣一环，有几天的课睡觉没听，“后边就像听天书，很难听懂，学的很累”。中考总分830分，李奇只考了520分，间隔私立高中的分数线还差十几分，被分流进中专，他说余俊凯考得更差一些。
住在城西港安顿小区的家长们很难注意到孩子改变开端的细微信号。在九江，不少地方的家庭形式是爸爸妈妈一方外出务工，一方在家陪读，早中晚三餐接送孩子，晚上监督孩子写作业，继续到初中结业乃至高中。但在城西港安顿小区，拆迁后从外地回来的许多爸爸妈妈都在本地务工，因为薪酬不高，常常要夫妻双双作业，才干保持家庭根本开支。爱国村一位50多岁的乡民王科说，拆迁后他在九江做水电设备，早出晚归，妻子在北边的工业区做流水线，早八晚八两班倒，两人凑在一同月薪才9000元。校园离家远，孩子只能住校，孩子的哺育也倾向“放养”。
王科的两个孩子初中也都是住校。大儿子27岁，初二时也阅历过与余俊凯相似的成果下滑。王科记住，有天他到工地不久，就接到儿子教师的电线点多，被宿管查出与几个室友一同玩牌。后来，儿子开端玩手机游戏，不服管束，王科只能哄着他，自动给他买新手机，条件是每天操控玩手机的时刻。后来，他才牵强考上高中。
在本刊的采访中，城西港安顿小区那些没有跨进高中进入职校的孩子，无论是家长仍是孩子本身都觉得，学习的路现已走不通，摆在眼前的只需打工一条出路。也正是这部分孩子，成为打寒暑假工的主力军。行将满16岁的李奇也很乐意去，他方案挣到零花钱，可拿来买衣服鞋子、请客吃饭，“吃一顿火锅每人都要五六十块。”
出过后，余俊凯作业的零食店拆除了升降机，现已正常经营。店员说，店东方案将竖梯改成七字型步梯，便利职工上下楼搬货。为了日子，余俊凯的爷爷现已出去跑车，与本刊通线点多，他还在拉客。他最终一次见到孙子，是在1月18日。那晚11点10分，他开车前往孙子打工的零食店接他下班时，他还在忙着搬货理货。那天下班后，爷爷问他累不累，余俊凯说“不累”，“他乐意干（这个活）。”
